印度北部的坎普爾（Kanpur）被稱為東方曼徹斯特。該城市座落於恆河岸邊，是多種重工業的根據地，包括皮革、化工和肥料。
不過，與英國曼徹斯特不同的是，伴隨著坎普爾的經濟勢力是嚴重的副作用。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測量，坎普爾已成為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。當地300萬居民呼吸的空氣，污染程度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上限的五倍。
坎普爾並非單一案例。世衛估計，每年至少900萬人因有毒空氣死亡，造成4.6兆美元的經濟損失，相當於全球經濟產出（GDP）6%以上。
空氣污染也不是傷害環境和經濟的唯一人為現象。海洋酸化、缺水和土壤污染也危及我們的生活。
扭轉這些趨勢需要人類極大的努力。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，政府則必須改變政策的優先次序。但可以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可能是投資者。不過，目前投資者的承擔遠未足夠。
國際能源總署（IEA）估計，全球每花1美元支持可再生能源，就有6美元用於補貼化石燃料。另一項研究顯示，只要將這些支出的10%改用在可再生能源項目上，就足以支持我們逐漸轉用清潔能源1。
作為全球資本的管理者，投資者可以於兩方面發揮關鍵作用。
一方面，投資者可以提供資金，支持企業開發有助逆轉生態損害的產品和服務。另一方面，投資者本身就有能力針對沒有認真肩負起環保責任的企業，拒絕提供資本或撤走資本。
要求每一間上市公司說明其生態足跡，如它們公佈自己的收入和盈利那樣，將是投資者發揮這種作用的方法之一。
作為全球資本的管理者，投資者可以發揮關鍵作用……投資者本身就有能力針對沒有認真肩負起環保責任的企業，拒絕提供資本或撤走資本。
但是，問題在於缺乏有意義的資料。投資者可以取得的環境財務報告，大多數不是太狹隘、就是太主觀。
例如標準的企業環境分析往往只關注製造過程，未有考慮較廣泛的生態影響，例如供應商、以至產品或服務的整個週期。
以汽車工業為例：一架汽車從開始使用到最終棄置的總排放量，是其製造過程排放量的四至五倍。只衡量汽車生產過程的排放量，不能真正反映汽車製造商的整體生態足跡。
此外，現今的環境辯論往往只關注氣候變化。不過，企業（及其投資者）除了關注自己的碳足跡，也應同樣重視自身活動對生物多樣性或用水的影響。
因此，投資者應擴大企業環境審計的範圍。
方法之一是採用比較科學的做法，例如採用「地球邊界理論」（Planetary Boundaries）之類的模型。
地球邊界框架由斯德哥爾摩復原力中心（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）的研究人員開發，根據九項環境挑戰評估生態系統的狀態2。
令人鼓舞的是，這種方法正逐漸得到大公司的注意──率先採用者包括隨著歐萊雅（L’Oreal）和開雲（Kering）。
檢視企業的環境足跡時，投資者應著眼它們的整條價值鏈：從原材料開採到製造過程、分銷和運輸、產品使用，以至產品棄置和回收，都必須注意。
許多投資者早就理解到保護地球的必要性。如果投資者使用合適的工具，他們有獨特的條件使世界變得更好。
